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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艺术家”

admin 冰种翡翠 2021年04月13日

  在博伊斯看来,艺术是一种不一样的生产活动,它有别于科学理性,而属于一种直觉的、感性的生产。艺术因此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甚至,它就不应该具有科学的眼光。比如,用科学来看待热的现象,就是测量物体的温度。可是,人类不是只有这一种认识热的方式,人类有更丰富的感受,比如看到太阳的图案就会感到热,看到红色就会感到热,物体的变形会让人感到热。这些方法都是有别于科学的方法。

  艺术家就应该是用各种其他方式认识世界和从事生产的人。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不再用测量、实验、图表这些工具了解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准艺术家,如果你能够践行和创造新的东西,就可以成为艺术家。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认识这样一位影响了欧洲美术世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或者我们不妨称他为艺术世界前卫的幻想家。

  1921年5月12日,博伊斯生于德国西部的港口城市克雷费尔德(Krefeld),父亲是一位奶酪厂厂主,全家信奉天主教。他深爱家乡的田野生活,常常在田野中进行动物观察、植物采集和科学摘记,这些童年记忆:天鹅罐头标记、油脂产品、林中小鹿、田间野兔,以及在马戏团里与动物的亲密接触和生活,都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主要素材。

  1938年,二战前夕,博伊斯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1940年,中学刚刚毕业的博伊斯本来想去学儿科做医生,但征兵令也来了,他不得不入伍,加入了纳粹空军。幸好他遇到了一位有渊博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官西尔曼。这样,虽然在战争年代,两位动物爱好者却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研究动物和自然现象。

  △《打猎牡鹿》1961年 混合媒材,210×190×100cm,达姆施塔特市黑森州美术馆藏

  在一个分为十个隔间的储物柜中放置了各种各样的小物品和工具,柜门都开着,上面挂着标有红十字的纸片。有批评家认为,它反映出了博伊斯对于二战中大屠杀的隐喻和反思。集中的储物柜可以让人联想到二战中德国集中营的场景,而柜门上的红十字,则象征着对生命的纪念和救赎。也有人认为,这件作品反映的是博伊斯对于神秘仪式的探索。

  在那样一个烽火战乱的日子中,博伊斯却偶尔可以置身事外地待在属于他的那一片世外桃源中已是莫大的幸运。他利用了此间12年的时间来任性玩闹,还接触到了影响他终生的雕塑家威廉·勒姆步鲁克和人智学家鲁道夫·施泰纳。

  △《均质的渗透》1966年 演奏用的钢琴、灰色毛毡,100×152×240cm,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藏

  被包裹的钢琴和鲜红的十字,似乎能感受到被覆盖的音乐正在战争的伤痛中响起。

  博伊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艺术的最重要的代表。他曾经是纳粹的飞行员,二站后他通过艺术来治疗战争对于他的精神伤害,在艺术的创作中他全面地对战争进行反省,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颠覆。

  但战争是残酷的,它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才华而偏爱他,在灾难面前也没有人可以做到毫发无伤。1943年,博伊斯驾驶的飞机在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基姆防空基地时被敌方击落,舱内的战友当场丧命,而博伊斯则幸运的在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情况下被当地的鞑靼人救了回来,并靠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恢复了健康。后来巡逻队找到了他,并将他强行带回了部队。这个意外的事件成为了他生命中的转折点,此后,在其艺术创作中,对人和自然生命的思考成为他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毛毡与油脂则作为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件物品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是博伊斯具有自传性质的符号象征,同时又是生命与救赎、伤痛与治愈的标志。在之后的战役中,他又四次受伤,并且得过几次最高英勇奖章,虽然这些“荣誉”同时都因为不听从命令而被撤消。

  △《油脂椅》1963年 木头椅子、脂肪、温度计,83.5×43.5×47cm,私人收藏

  构建暖性社会的代表性象征。在木椅子上堆叠的一块奶油,利用油脂所产生的温度变化,通过材料本身的暖性特质,使人产生解剖学、心理现象等联想,触摸人类温暖体验。

  1945年,带着切除了脾脏的身体和一枚金质伤员勋章,博伊斯在库克斯港被英军俘虏,也从此结束了他短暂的军人生涯。1947年春天,博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习。在风格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理念和艺术体系。早期的关注范围和阅读量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在大学的学习中时常显示出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邃,令人们感到惊讶和钦佩。在此期间的学习经历也帮助他确立了对自然主义艺术观念的吸收以及对特殊材料特性的准确把握和敏感度,以至于成为他之后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光。

  △《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1974年 行为表演,美国纽约勒内·布洛克画廊藏

  博伊斯著名的行为艺术,表演过程是:博伊斯从杜塞尔多夫乘飞机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身裹毡布,用担架抬下上了一辆救护车,直送画廊。然后与一只荒原狼相处一室。

  开始时,他裹着毡布,揣着一个手电,露出一根拐杖,人与狼互相窥视。时不时,博伊斯敲打着挂在脖子上的三角铁,后来,好像开始建立睦邻关系,与狼共眠。三天后,他还是身裹毡布,担架、救护车、肯尼迪机场,返回杜塞尔多夫。

  这个作品虽然没有他后期那些作品的观众可参与性,却是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在这件作品中,高度集中运用了符号的力量和宗教活动的魅力,使得在与传统概念中的神圣动物相接触中找到崇拜、动物和人的相通点和交融的可能。这件作品完成后,他激动的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完全是神的作用。

  1954年,博伊斯从大学毕业,但彼时的他与此时大学毕业的我们并无二致,怀着满腔热情和才华却似乎都不具备面对社会生活的能力。那时,博伊斯最大的难题便是他在毕业后面临着失业的同时还遭受了失恋的打击。大学毕业前后的这段时间,凡·格林腾兄弟资助他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展览,并且颇受成效。但这些展览的作用仅仅是扩大了博伊斯的声誉,而并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甚至在这些声誉中,人们对于博伊斯的态度依然是怀疑、不予以肯定的。雪上加霜的是,他那位在邮局工作的未婚妻又在这个时候将订婚戒指还给了他。

  这件作品是以他最具代表性的材料毛毡剪裁制造成一套西装,悬挂在墙面上展出。这件作品有着多方面的寓意,一方面毛毡是生命保护的象征,可以通过保暖为身体提供呵护,挂在墙上的毛毡西装如同一副生命的躯壳,它引导人们去正视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存在和对生命的呵护;而另一方面,毛毡西装又成了博伊斯自己的象征,是在他自己在场的一个隐喻,象征着艺术家对于生命与救赎等问题的思考。

  失落的博伊斯严重的陷入了自闭症的深渊,他开始像每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中的失恋者一样自暴自弃,每天抽60至80只烟,并且把自己圈在一个木头箱子里,企图完全封闭自己。这种荒唐、残酷又懦弱的状态在维持了将近两年后,他被格林腾兄弟送到了他们母亲的凡·德·格林腾农场进行调整治疗。时间会带走爱情的同时也会带走伤痛,最终博伊斯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温情浪漫的转型,像每一个老套的喜剧故事中失败者的结局一样摧枯拉朽、容光焕发。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1965年 行为表演,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施美拉画廊藏

  博伊斯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画廊进行了一场行为艺术表演。他将蜂蜜满满地涂在头部,脸上贴一层金箔,怀抱一只死去的兔子,手掌轻抚着它,从一幅画走向另一幅画,最后他坐下来用柔和的声调喃喃细语,向死兔子解释绘画。

  他的艺术作品主要属于观念艺术,具体形式包括雕塑、行为表演、装置以及图绘作品等。博伊斯所关注和探索的主要是德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神秘主义思想、人与自然的亲近以及艺术与社会的联系等方面的问题,也正因为其艺术中的晦涩和神秘色彩,他也被人誉为艺术的“巫师”。

  1959年,在一次舞会的相识后,他和动物学教授的女儿艾娃·汪姆芭结了婚。离开农场后博伊斯回到了学校,并且开始有规模的逐步进行艺术上的探索。

  △《7000棵橡树——城市绿化代城市统治》1982-1987年 艺术计划,7000棵橡树

  1981年,博伊斯在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开幕式上,种下“7000棵橡树”计划的第一棵树。他在弗里德利卡农场美术馆前,放了7000个花岗石砖,并在其中一个石砖旁种下了第一棵橡树。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只是个开始,之后有许多追随者重复相同的动作,最后一棵树则一直到艺术家死后,才挨着第一棵树的旁边种下。

  这个计划,包括7000次反复的创始动作,让人和其所出的地点因此联结,透过栽植一棵树和一个花岗石砖的象征性举动,让这个场所和周遭的环境区隔开来。被选中的是橡树,因为它经常被用来代表日尔曼人的灵魂。这7000棵橡树也因此代表相当稠密的一个群体。假如人等同与树,聚集大量个人的城市就是一个森林。

  根据博伊斯的阐述,这个计划是一个“对于所有摧残生活和自然的力量发出警告的行动”,而透过这个口号,他的作品成为哲学的实践,强调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以及每个个体必须身体力行,以超越那些远离自然的力量。

  1967年,博伊斯以极端民主的态度建立起“德国学生党”,并在扩大了自己影响的同时于1972年被开除,直到1978年他才在学生的声援中恢复了教授的地位。这期间的6年他在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作品展览,得到了世界性的声望。这些声望直到今天依然显赫,只是在1986年他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结束了这在艺术史的夜空中闪耀过须臾光芒的一生。

  装置作品使用了一辆厢式货车,后面系着32个小雪橇,每个雪橇上面都绑着一卷毛毡和一个手电筒,这些雪橇排着队,绵延着往货车的后门攀升。这件作品被认为是博伊斯最具戏剧性的作品之一,它是对当时的纪念,带有鲜明的政治激进色彩和救赎情绪。1967年6月2日,柏林发生了一次反对伊朗国王来访的示威活动,期间有一位名为贝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的学生被射杀,这一事件导致接下来的几天有10万名大学生上街抗议警察暴行,并引发了全国大学生的抗议行动,由此拉开了德国的大幕。1969年正是德国发展的高潮期,博伊斯正是试图通过这件作品来宣传和纪念,雪橇上的毛毡同样是拯救的象征,手电筒是光源,而光又是生命的象征,因此这样一个由毛毡和手电筒构成的组合就成了一个渴望被救赎的生命体(学生)的象征,排成队列的小雪橇从形式上直接暗示的是学潮中游行的队列,它们攀升到货车之中,则象征着努力奋斗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进入到了安全的货车之中得到了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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