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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风起云涌 为国藏宝也做投资

admin 冰种翡翠 2021年04月26日

  前段时间,法国拍卖圆明园兽首,引起轩然大波。国人或感慨,或愤怒,更有人戏称“那只是意大利的水龙头,何必大动干戈”,最后以蔡铭超的拍而不付而不了了之。

  媒体多有另外的声音,听来更为理性些:强国护宝,与其高代价争一时的面子,不如现实点,从眼前做起。把好国门,守住民间日益增多的珍宝;给足政策,多途径地藏宝于社会。

  其实,民间早就不乏有心之人,凭借敏锐的眼光,倾微薄之力,收藏研究鲜为人知的文物精华,丰富了国家的人文资源,还“博物”的大概念于当代……

  据调查,全国从事收藏的人有七千万之多。仅在四川地区,从事收藏的就有三十万人。那些偶发兴致闲时把玩几件的人则不计其数了。(胡林摄)

  广汉月亮湾三星堆遗址区。图片背景中的院落就是燕道诚家。燕道诚父子因1929年发现三星堆文化遗址而闻名于世。(艾伦摄)

  在中国国宝级的文物中,有块汉代的丝制品,上面绣有文字“五星出利中国”,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印象很深,但当我对三星堆文物,无论国家的,民间的,其命运、故事、人物、历史等等知道得越多,认识越深,立即就想到,这句话完全有理由化为“三星出,利中国”。

  三星堆文化初露端倪,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事,农民燕道诚父子,在自家地里清理沟渠时,无意之中,竟然挖出了一大坑玉石器,用后来一篇文章的话说,一下就洞穿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这批玉器,流布汉州(广汉)、成都、重庆,惊动了一大帮古玩商,金石学家,收藏家和大学教授,同时,也惊动了当地驻军,官员,袍哥,豪强。就连在日本读书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写信给蜀地友人,抒发其感受,认为三星堆玉石器对蜀中上古的研究极为重要。随着当时华西协和大学(现在的四川大学)博物馆郭维汉和林名均的介入,三星堆玉器才纳入学术的发掘、整理和归纳,除部分流失,多藏在大学博物馆中。燕氏父子,因大病一场,以为挖掘得罪了祖先神灵,赶忙把剩余部分回埋入土,解放后,经省博物馆专家王家佑先生劝说才又出土,回归国家。笔者在香港大亨捐建的四川大学博物馆里,见到数件燕家出土的三星堆石璧,斯人已逝,不由感慨万千。

  在广汉,在当地人带领下,我畅游了鸭子河边的博物馆和分散的遗址群落。据月亮湾当地人说,自从国家博物馆90年代开放后,燕氏家人都不曾去过,因为,燕家后人认为,爷爷辈发现如此重要的遗址,使三星堆名扬天下,功不可殁,对燕氏家族应永久免费。但这小小的奖励本来不难却并没施惠于民,也为后来玉石器的大量流失,埋下了非人性化管理的伏笔。

  真正国家大规模发掘,是上世纪80年代。两个祭祀坑的出土,1700件青铜器,玉石器,尤其是神人头像,高鼻纵目,竟连专业考古队也惊呼是外星人。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及三星堆神秘的文化,在我最近购买的好几本书里,《人类三万年艺术》、《新全球史》,还有本探索玛雅文明的,都有三星堆大青铜立人像或神人头像赫然在目。一年一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按时召开,一本本专著争相出笼,各种阐释冲突而含混,三星堆和熊猫成了四川的品牌,展览更是层出不穷……。出国展览始于本世纪初,了解情况的人告知,最先在美国,比尔盖茨的母亲在参观后,兴奋无比,竟设家宴款待所有参展人员。全球巡回展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展览最大的“神话”发生在日本,在京都展览时,有《朝日新闻》的摄影师为配合文字稿拍摄文物图片,不小心,三脚架竟碰坏了一个陶器。摄影记者深感内疚,在陶器面前跪了好几个小时,《朝日新闻》赔偿了30多万人民币,开除了记者。最后,那记者深感屈辱自杀身亡。而据说国内某些人听说后,竟大言不惭地说,早知道赔那么多钱何不多拿几个给他们碰。是东西多,没当回事,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金玉盈室,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2006年10月4日,在重庆举办的首届“巴渝藏宝暨鉴宝大会”上,一位神秘的黑衣女人,拿着3件三星堆玉器来到会场,鉴定者正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先生。一声“好东西”,使所有人都兴奋起来。3件均为珍品,其中龙纹戈破例给定价10万元以上(鉴定师一般不为所鉴定的藏品估价),其余两件,均为无价之宝。此消息不胫而走,在各大网站上,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的成都藏家,还是美国亲戚打电话回来才知道的。当时,正好有心,忙请重庆新闻界的朋友把现场图片发了过来,请成都几位资格藏家鉴评,包括张思勇、张如柏和钟鸣先生,都一致认为是真品。钟鸣甚至还拿出一件自己的藏品,从材料造型看,不无近似之处:“三星堆玉器分布很广,远在保护区之外”。张如伯教授是学地矿的,从80年末开始关注三星队堆玉石材料,追踪玉器出土范围,并制有分布图,和钟鸣的看法一样。

  上图:钟鸣,著名诗人、随笔作家。上个世纪90年代从事收藏,策划有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目前专攻高古玉,是民间三星堆文化收藏与研究最重要的鼓吹者和策动者之一。(日越摄)

  最有意思的是,这件事也激起了地方文博系统的反响。博物馆代表官方,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一,强调三星堆遗址从发掘到现在,没有任何文物流失;其二,外省专家并不了解本土的玉器。官方、民间都没意识到,这样不完满的解释,反而说明了在三星堆收藏这个问题上,官方和民间的冲突。首先,不合逻辑,自相矛盾,关于那3件玉器,没任何人说是遗址保护区内的,既然是区域外的,那就和保护区内流失没流失毫无关系,谁也不能说,保护区内的就是真的,保护区外的就是假的,坑口论在这里不管用。关键是,第二年,在国际研讨学术会上,官方代表则宣布,在越南发现了和三星堆玉器相类似的牙璋。既然,相类似的可以出现在万里之遥的东南亚越南,又何不会出现在咫尺之近的保护区外延一带地区?至于外省专家看不看得懂三星堆,就更幼稚了。这反倒从另一面提出了问题,你本地的就看得懂吗?既然本地的看得懂,那对民间收藏的又何不客观而认真地看看呢,反倒让外省专家瞎忙乎?

  或许这正是民间收藏的一种境况。据悉,新华社在内部网站上建有三星堆的专门网页,因为事关重大,也不时有记者下来摸底采访,果然情况异常复杂,其基本势态是,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发展,怎样引入文化创意产业,怎样接纳民间收藏,官方和民间态度截然相反,要么不理不睬,要么相互诋毁。承认民间的收藏,官方压力就会陡增,因为说不定就有上面的人问,既然民间有那么多重要文物,那你们又是怎么保护的呢,如果否定,那么,民间收藏的东西,就会当“工艺品”流失出去,两难之下,干脆就采用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藏家自然也就失去了政策的扶持。

  梁晋华女士也是三星堆玉器最早的收藏者之一,自己做着生意,收藏上并不急功近利。她告诉我,她就曾背着三星堆玉器,象上访者一样,到北京拜名家求教。有位名头很大的专家就曾这样说过:如果我说是假的,好像并不全符合事实,如果说真的,那你们就该人头落地。是的,若按后来周南泉给政府的报告,民间三星堆藏品中,就有大量的三级文物,甚至一级文物,甚至是国宝级的。好在本世纪伊始,国家文物政策较为开放,约定俗成,文物市场,文物商店,拍卖公司,捐赠馈送,民间流通已完全公开化。国家甚至还鼓励从海外回收中国文物,并享受免税政策。如若建博物馆,私立的也能享受国家博物馆的政策待遇,也就没有严格意义的等级之分了。私人能拥有什么,拥有多少,国家能拥有什么,集体该拥有什么,已失去了意义。

  和钟鸣聊天,他提及这样的事。许多年前,有朋友想转向收藏,那时钟鸣有不少齐家和红山文化的玉器,朋友尽管作了些准备,来一看,还是吓了跳,上百件玉器摆在地上,那人想,国家坑口出土的红山只有300来件,你就有一百多件?也就没敢接手。数年过去了,就我收集的资料表明,在北方,个人收藏红山文化达一万件以上的也是有的。

  看来,什么事情都有个认识过程,齐家文化也是如此。刚出来时,许多专家都不承认齐家文化玉器的说法,后来,跑到甘肃考察,在大量实物面前承认了这一事实。

  较之两者,三星堆玉器的问题要复杂些。按藏家说法,其始于30年代,燕家出土的那批自不必说,除小部分进入博物馆,多数早已消失民间。在乡间挖得几件,顺手换几个小钱,或看医开方子,用来抵乡医的费用,在蜀地有悠久的传统。即使今天,在一些偏僻的乡镇,此法仍然流行。还有,稍有地位、文化的,也常用本土文物送礼,一层层的上去,最后也不知落在谁手。2007年圣诞节央视“国宝档案”播放的三星堆专题,就有当年友人送三星堆神人头像给要人陈立夫的记述。

  根据各位藏家的描述,三星堆玉器流布民间的时间很长,第一个高峰是随燕家出售玉石器开始的,主要是30年代。第二个高峰,是1986年国家两个坑口出土之后。在这之前,三星堆也有青铜器和玉器出土,由于没人要,当地人把青铜器砸烂当破铜烂铁卖,几分钱一斤。博物馆在90年代建成后,玉石器也经常出土,政府没有奖励机制。有次一位老乡在自家田里挖出几件玉器,便上交了。没想到,公安局的人反把他抓起来审问,隐藏了多少,卖给谁了?还关了好几天。这件事传出后,也就再没人敢上交了。有的甚至挖出来后,还将其砸烂,回埋入土。后来,出现了许多串串(文物贩子),农民知道能卖些钱,就交给他们。相应的,政府后来也开始给些奖励,但几件玉器,最多能得到一瓶酒和几块腊肉。于是,大量玉石器开始流向城市和海外。各种各样的藏家也应运而生。

  藏家有许多类型,一种把收藏等同于赚钱,为市场,问题是,他们又并不真正清楚市场何在?规律如何?在发达国家,金融、地产、艺术品,是成熟的投资市场的三大板块。盛世收藏,乱世黄金,说来容易,做起难。因为人文环境不同,习惯不同,社会条件不同,除了作一般的考量,也要作特殊思考。

  比如,西方人,在艺术品的投资上,张扬个性,突出个人,所以,在收藏上都取提前量。而在中国,许多人收藏是跟风,和田玉卖了天价,于是,一涌而上开始收和田玉。油画飙升,就都跟着买油画。投资是要讲获利,首先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利润,回收周期。艺术品投资,恰恰不像其它投资,需要不断地投入新的研发、科技、专利、设备、工艺改造及人才、生产、销售等费用,基本上属于一次性投资。据专家分析,从每单位资本的获利的情况来计算,艺术品投资每单位的资本获利高于实业投资,高于房地产和证券金融,类似于高科技风险投资。有人以10到15年获利期为一个计算单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者可接受的实业投资年平均利润率是8%到10%,房地产和证券金融投资为15%,媒体业、高科技风险投资为30%的45%,而艺术品投资者可接受的投资年平均利润一般是30%左右,有些甚至可达到50%以上。

  艺术品投资在每次经济不景气的周期内所造成的损耗,也最底,具有不老化,不过时的特征。但艺术品也有兑现能力缓慢的特征。尤其文物,作为商品,价值,更难有客观性,人云亦云,所以,成交概率很低。而且,赝品的风险系数也越来越高。何况,中国当前也没有艺术品法定的评估机制,没法象国外那样,进行保险,抵押,所以艺术品,文物,都只能耐心地看好前景,它更适合那种无为而有为者。

  张思勇可说是三星堆民间收藏的核心人物,不光是他最早开始三星队堆玉器的收藏,而且,刻意研究,带动了一帮收藏者,在文物流失盛况空前的前提下,促使成都形成了第一道保护圈。据他讲,目前成都大约收藏有3000余件三星堆玉器。不仅数量,而且在高精端方面,也大大超出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所以,新华社记者在采访后,说他的名字几乎与三星堆玉器是“同名词”,一点不假。

  张思勇已年逾古稀,是位有着30多年军龄和50年党龄的退休干部。他业余酷爱收藏,先从收藏古玉开始,逐渐有了鉴别能力。收藏得多了,就请古玉专家殷志强看,曾被否定了一半。但专家对他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则给予了肯定,并建议他集中收藏三星堆玉器。后来他又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宝玉石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周南泉看,周南泉感慨地说,“你把这些都收藏了,价值连城啊!”正是由于他,周南泉数次入蜀,了解三星堆的情况。甚至给当地政府打有报告,请他们关注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避免流失的后果。但没人听,据说,前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学者提出,既然三星堆玉器大量流失民间,以后怎么进行有序的研究呢?解放前就从事三星堆考古的四川文博大家沈仲常(已故)看了他的藏品,也曾激动得颤抖着双手说,“哎呀,你为国家立了大功了!”这都给了张思勇很大的鼓舞,从此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但也有官方许多人否定他的收藏,使他走了一大段和澳籍华人宁志超差不多的漫漫捐赠路,宁先生是无偿捐赠一对元青花象耳大瓶,却被文博专家断为赝品,拒捐。弄得宁老拧着瓶子海内外奔波,四处鉴定。张思勇也差不多,90年代也四处写信,想捐赠给国家,甚至有副省长为其打动,想下看看究竟如何,结果,专家给省长一阵耳语,竟说三星堆很有可能是埃及传统,不便表态。于是,张思勇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之路,和藏家梁晋华合作写了本书,竟然,在出版社排版完成后,又莫名其妙被撤销。

  到前年,他收藏的1000多件三星堆玉器,专家们千挑百选,才转让给了某集团,终于陈列在民间的博物馆中,虽然,经济价值评估很高,但因为没学术的跟进,影响不大。每当谈起这些藏品,也只有嘘唏,因为有人以为他发了,其实,谈好的价钱,也只付了一半,四百万回来,十来年的惨淡经营,经济上却只落得个打平。

  上图:张如柏,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矿物学家,中国宝石协会理事。三星堆文化玉器的研究者。长期追踪研究蜀中高古玉材料,对三星堆文化青铜器和玉器高科技鉴定有深入的试验,并在海内外撰文介绍高古玉材料和三星堆文化玉器。(艾伦摄)

  张如柏在三星堆玉器收藏者中是个很独特的人物,他即是研究者,又是藏家。他真实的身份是地矿学教授,正是这点,他的专业知识,为许多藏家提供了收藏的依据。据他讲,80年代初,他偶然到广汉地质队去帮着确定一些矿物的名称,正好文管所有些三星堆玉石器的文物放在那里,请他们帮着定出矿物的名称。见到这些文物,听文管所的人讲解三星堆的故事,他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跟踪三星堆出土的情况。数年下来,他不光采集样本,摸清了三星堆玉器材料的情况,龙门山脉的龙溪玉因为他,也渐渐为更多的人知道。甚至有的专家认为,透闪石龙溪玉折射的翠绿色,非常生态养眼,大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感觉,故发出“北有和田,南有龙溪”的感叹。这要归功于他。同时,他也发现,三星堆文化牵涉中国5000年文明的话题。重要的是,他也成了三星堆玉器最忠诚的收藏家。借助其专业,还摸索出一些高科技鉴定玉石器的方法,这对许多藏家不能不说是一粒定心丸。张如伯在海内外杂志上写了不少介绍文章。龙溪玉也随三星堆的美誉扬名天下。当然,收藏三星堆玉器,不光是依靠矿物学,而更多的需要则是综合性的人文知识,实战经验,也就是民间说的“上手”。

  这点在我认识的一群藏家中,钟鸣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他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好读奇书,写怪随笔,《畜界,人界》、《旁观者》、《涂鸦手记》蜚声文坛。研究三星堆文化不仅从器物出发,三星堆文化腹地的串串恐怕没有不认识他的,也从文本出发,象《山海经》、《竹书纪年》、《初学记》、《北堂书钞》等随时吊在嘴边。是蜀地鼓吹重新认识三星堆文化的推动者。

  今年2月,在杭州靠近车站的红楼大酒店,悄然进行着一场古玉专场拍卖,金融风暴后,谁都担心拍卖会不会冷场。结果,座无虚席,除了频频举牌的客户,还有不少是来观察的藏家。一听口音,四川的不少。张思勇,梁晋华都在其中,很少出现在这种场合的钟鸣也在。难怪,因为这场古玉拍卖会,将有80余件三星堆的玉石器亮相。可说是自三星堆发现以来,民间藏品首次大规模亮相。每件玉器的牌子标明是商朝,而不是三星堆文化。据说,三星堆玉器不能上拍。浙江皓翰看来还有点本事。

  最有意思的是,曾在重庆鉴定会上为周南泉赞叹过的三件玉器,其中两件,也在此高调登场。分别定价80万和90万元。虽让人咋舌,但想想一件小小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都能卖一百多万,这么大品,造型奇崛的玉器,又为什么不可以再高些呢?可惜时机不对,地点不对,人物不对,因为有个笨拙的拍卖师,老念错字,报错价。这是钟鸣的看法。我约他到外面闲聊。以前,在成都也聊过。

  他这次来只是看看,并没藏品上拍。倒有他以前转让出去的数件高古玉上拍。时机不对,不难理解,地点不对,钟鸣这样解释道:杭州买家熟悉良渚玉器,但并不熟悉三星堆。拍卖公司好像也没组织到什么大买家,而且,藏家自己定价,都偏高。于是出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幕,有个清代题诗白玉碗,起拍价才5万,两个买家竟价,抬到20多万,结果因为未到卖方定出的价格竟然还流拍了。有点荒诞。

  参拍的三星堆玉器,也都定价很高,一般化的器物,竟在几十万上,人物造型动轧就上百万元,甚至数百万元。钟鸣认为,这说明藏家还不成熟。最后,80多件三星堆,只有3件成交。

  钟鸣是著名诗人,随笔作家。上世纪末开始收藏,师从吴宓最后的弟子周锡光。但他对传统的瓷器、字画并没多大兴趣。“我喜欢有体量的东西,象雕塑”。所以,也就喜欢上了佛教造像。碰上机会,为某财团策划了“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那是西南第一个私立博物馆。“作为建筑,很成功,作为收藏,不尽人意”。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只有一般的知识,很业余”。我曾见过网上有关于你、马未都和刘大临的报道。

  “当时,大家都在各自的城市做博物馆。各有各的难题”,“马未都是规模资金的问题,现在看来很好。奋斗了很久,应该有今天的回报。刘大临是社会不容忍他的主题,后来也解决了。我出道最晚,面临的是赝品问题。干这行,要挣扎很久。但没那段经历,也就没有今天对三星堆的认识”。

  你什么时候开始三星堆古玉收藏的呢?“2005年,之前,我收红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玉器。没任何文化概念,只是新鲜。三星堆玉器因为张思勇他们一群人,已进行了十来年,但运作方法不对。我就劝他们联合进行策划、研究。于是我也发现三星堆非同小可。”

  指哪方面呢?“通过研究,我发现,三星堆玉石造像是中国完全本土化的雕塑,而不象原来人们所认识的那样,先有秦汉石刻,然后就是佛教造像。完全错了,通过三星堆玉石造像,我能证明,中国雕塑历夏商周三代就已完成,而三星堆文化的发生和持续正好就在这段时间,是集大成者。佛教造像的进入,单就艺术史而言恰恰是中断。另外,三星堆大量的文字,也正好为夏朝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上次在你家里也谈过这个话题。西昌那位彝族干部和辽宁的李兴隆都称自己破译了公布的七个三星堆文字,你怎样看?“目前只能是各人自圆其说,三星堆文字比想象的要复杂,因为多,我都收集了上千个文字,甲骨文刚出来没人相信,章太炎代表疑古派还骂罗振玉是骗子。很难,三星堆文字的研究,这辈人完不成。红山文化、齐家文化都有文字,加上三星堆。三星堆更成熟,而且有序列研究的可能。北大语言研究所的陈教授正在准备这个课题。四川也有人在研究,很封闭。就收藏而言,三星堆出在四川,本土资源,对我更便捷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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